億兆三心二意，皆親其上而不忍離

大貫惠美子（Emiko Ohnuki-Tierney）在《神風特攻隊、櫻花與民族主義》（商務印書館2016）中以櫻花的多重象徵義爲入口，探討了20世紀上半葉民族主義與理想主義對櫻花意象的再生産，幷將議題延展到美學在政治宣傳中所發揮的作用。作者一方面分析國家的政治機器如何强迫人們接受他們的政治思想，另一方面也關注廣大人民乃至知識精英如何參與到極權國家的暴行中。

一 “櫻花”爲何成爲一個成功的政治宣傳

意識形態的灌輸很少百分百成功，也很少百分百失敗。它所產生的效果可能有兩種，一種是遭到人民的反彈，另一種是人們對意識形態進行自發的再生產，導致宣傳的效果與預期不符。具體而言，“櫻花”爲什麽會成爲一個成功的政治宣傳？

首先，在日本，“櫻花”具有多重含義(p.331)，人們能從它寬泛的意義域中抽取自己想要的含義並自由使用。虽然政治黨派出于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将“櫻花”構建成了“為天皇與國家而死的軍人”，但民衆實際使用該意象的時候，依然在用過去熟悉的方式理解“櫻花”符號，例如將之理解為“生命”與“繁育”，且並未認識到自己的理解與國家的意圖之間的差異。也就是說，從表面上看來，民众接受了政治黨派操縱下的符號美學，让政府（少數人？）的意志看起來像是民眾的“公意”(p.342)，但雙方對符號的解讀其實并不一致。這就是為什麼人們可以在行動上複製國家的意識形態，但思想上卻並非如此。作者将这种现象称为“誤識”。

這種“誤識”，或者說理解上的“不一致”，在國家和民衆之間構建了一個緩衝區。例如，國家若知道神風特攻隊員並不認可櫻花的軍國主義含義，可能會采取高壓政策，而特攻隊員則會相應地産生强烈的抵觸情緒。但現在雙方從同一個意義域中抽取了不同含義，且沒有注意到其中的認識差异，這就為“櫻花”試圖傳播的政治意義披上了一層僞裝，反而助力了該文化符號的傳播。(p.333)

同時，櫻花本身的美學意義也能够美化它的所指。這裏幷不單純指視覺上的美感，也指觀念上的美感，譬如櫻花象徵著民族的精神純潔等等，因而可以為民族主義所利用。二戰之後德國的萬字符號很快被根除，而櫻花仍然作爲日本的象徵而存在。它在日常美學與政治美學中都占有一席之地，這使得它的政治意味不是那麼容易察覺 (p.334-335)。 

二 知識精英爲何參與極權國家的暴行 

本書後半部分針對知識精英與神風特攻隊的討論，可以說是延續了漢娜·阿倫特提出的有關“平庸之惡”的議題：“普通人”的選擇和思慮如何與國家政治機器達成共謀，幷最終促成了針對本民族或其他民族的暴行。作者在本書中得出的結論是，“有自由意志的個體” 是西方想像的理想建構，個體很難不受歷史氣候（historical climate）影響(p.28)，因此“普通人”很可能在無意識中受國家意志的潜在影響而參與暴行。——“我們每個人面對歷史力量的脆弱性，這是造成人類大範圍悲劇的原因。”(p.35) 

雖然近代日本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反極權主義者們影響力也很大，但他們中的大多數同時也是愛國主義者和文化民族主義者。他們的愛國作品很容易被轉化為軍國主義和政治民族主義的宣傳工具，導致這些知識精英看起來像是“自願”（willing）地參與了日本軍國的構建，儘管這種結果幷不符合他們創作的初衷。

知識精英的文化民族主義情緒幷不是明治維新後才出現的。至少在9世紀，上層精英（儒者）已經在有意識地尋覓民族的獨特性，以將自己區別于中國(p.348)。而民族主義情緒滑向危險的政治民族主義的時間節點，是在19世紀西方殖民力量介入後(p.293)。此時，伴隨著西化的步伐，日本在地緣政治中處於一個十分不穩定的位置，急切地需要被世界承認。國民的愛國主義與反西方情緒因而逐漸膨脹。明治政府利用民衆膨脹的自我意識成功塑造了“大和魂”等一系列美學符號，在證明本民族純潔性的同時，也將污染轉嫁給他民族。

作者由此提出另一個觀點：文化不是自我再生的實體，而是地方與全球互動的産物。日本在面對“先進文明”的時候，能夠見賢思齊，甚至不惜拋弃自己的部分傳統；但同時又創造出某些特定符號來將“我們”與“他們”區別開，或者在“他們”的文化中尋找“我們”，以確定自我的優越性(p.139)。例如，前現代日本就曾用櫻花來對衝中國的“梅文化”，宣稱中國文人賞梅而日本的傳統是賞櫻。所以，日本文化的歷史變遷既不是自我生產的過程，也不是完全受外來文化的影響(p.348)，而是文化互動的產物。這幷不是說日本文化是一種“混合（creole）”文化。“混合”暗示原本存在一個“純粹”的文化，然而這種界限分明的東西事實上並不存在。

三 神風特攻隊員爲何走向自毀

相比起當時已經事業有成的知識精英，神風特攻隊員參與軍國主義暴行的原因更爲複雜，也更令人唏噓。大貫整理了這些在戰爭後期參與自殺式飛行任務的年輕軍人所留下的大量手稿、日記和書信，幷注意留意他們如何看待和使用當時流行的“櫻花”意象。這些特攻隊員大多畢業于名校，在日本大開國門、主動西化的時代博覽群書，積極吸納來自西方的各種進步思潮。在嘆服于這些年輕精英的知識儲備與思維能力的同時，大貫發現，他們非但不是軍國主義的狂熱擁躉，反而是軍國主義統治的反對者。也就是說，軍國主義和極端民族主義的宣傳在最直觀的思想層面其實是失效了。那麽，爲何這些青年才俊最終依然戴上了飾有櫻花的軍徽，幷且主動地參與了極權國家的暴行？

首先，這些青年追求精神的純潔，而在當時，貢獻社會被普遍視爲一條實現精神純潔的道路。但在戰爭時代，將社會置於首位，直接意味著奔赴戰場幷走向死亡(p.314)。日本宗教沒能提供有關死後世界的思考，因此一部分人開始轉向西方文化以求取共鳴。這些青年精英們對西方文明持有既接受又抵制的矛盾態度：他們鄙視資本主義、物質主義和殖民主義。對西方文明的失望又將他們導向了理想主義與浪漫主義，部分人想往著馬克思主義。他們對軍隊感到失望，認爲日本的未來不能指望那些他們所鄙視的職業軍人。爲此，他們參軍，試圖用個人的犧牲拯救日本，幷相信自己是在與罪惡的資本主義以及狂熱的社會潮流戰鬥。當然，參軍之後，理想即告幻滅，但已沒有退路，青年們被迫走向不幸的命運。除此之外，也有神風特攻隊員在日記中盼望著日本帝國儘快因戰爭而毀滅，以便再建新日本(p.321)。這其中夾雜著日本的思想傳統：自然災害是新社會誕生的前兆。但是沒有人相信死後會變成靖國神社的櫻花(p.326)。沒有人認為自己是在“自殺”。他們認為自己的死亡應當定性為“在行動中被害”——被歷史潮流裹挾著，不得不選擇了死亡的道路。